佛教对诗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。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唐禅宗兴起后的禅诗，佛教对诗歌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内容与词汇上的借用，这种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促成古代诗歌审美旨趣的成熟，尤其在盛唐禅宗兴起后，诗人受佛禅影响，以禅助诗、以禅入诗、以禅喻诗都深化了诗歌艺术的创作与审美。这种禅与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被金代元好问评为“诗为禅客添花锦，禅是诗家切玉刀”。
东晋时，佛教般若学得到广泛流传、大乘空宗亦为文人所熟知。此时，玄言诗开始与佛学相融，这为后来禅诗的兴起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，但当时有不少名士亦认为佛不如玄，有佛徒才思不济的看法，这表现于对当时重要的佛教诗人、般若学学者支道林，名士们既有推崇，又有轻视、揶揄，这些人在《世说新话)里多有记载禅诗包括抒禅趣、写禅境、述禅理的诗作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禅入诗。在唐代有“诗佛”之称的大诗人王维通过诗篇宣扬禅理。王维对参究佛禅义理颇有心得，曾撰写著名的《六祖能禅师碑铭》。王维是陶渊明、谢灵运之后以山水示禅境的第一人，是最杰出的一个诗人。司空图评其诗：澄淡精致，苏轼赞其“诗中有画”。
在禅宗兴起时，亦有许多禅师写出许多诗偈，这些诗偈是最初的禅诗。至于后来，则越来越多的诗僧写下了大量的禅诗。六祖慧能在弘忍门下献偈时所做的：菩提本无树、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！这首《示法偈》大概是较早的禅诗，《示法偈》清楚的在说本性是清净的，何必执着于时时拂拭呢？只要认识到本性，就可以成佛！慧能的《示法偈》开了禅学之先，亦开了禅诗之先，继慧能之后，佛教禅门中出现的“诗僧”,其中唐代的寒山、拾得、灵一、皎然、贯休，宋代的参寥、惠洪相继出现，更是使禅诗写作之范围大大加宽。
有两类僧诗为诗坛注入了新风，一种是写警世、讽世之作，如寒山之诗：我见瞒人汉、如篮盛水走，一气将归家，篮里何曾有？我见被人瞒，一似园中韭，日曰被刀伤，天生还自有。寒山诗明白如话，机趣盎然，深得白居易之推崇。另一著名诗僧王梵志也写了大量诗篇，如“城外土馒头，馅草在城里，一人吃一个，莫嫌没滋味。”这些诗一般都明白晓畅，表达的佛教思想也给人以深深的启示。
宋代，禅宗继续为文人所喜爱。加之宋诗一改唐诗重情境而转以筋骨、理趣见长，使得以禅入诗、说禅理、示禅境之诗更见繁多，相比于唐，宋代以禅入诗更富于理趣、更执着于思，著名的诗人有苏轼、王安石、*庭坚，当时被誉为南宋初渡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更是以理趣见大。
以禅入诗，是把禅境用诗表现出来。前面提起的著名诗人王维即为笔墨之外，禅意浓浓的大诗人。相形之下，某些禅诗直接用禅言说禅理，这样在审美的层次上来说可取之处就相对要少一些。至于宋代，诗人更爱谈禅理，但此时，诗人们在谈禅理时注重了对理趣的表现，这样，既保持了对禅理的论述，又保持了诗的审美价值，苏轼的《琴诗》:“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？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”又如他著名的《题西林壁》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这些诗注重对理趣的发掘，多用议论直接点题，而不是像唐诗一样重情境。
如果说唐诗中的禅意还是一种内言、一种欲言而又无言的状态，到了宋诗时，诗中的禅意多为禅理，已由昔日的内省归结为理趣了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诗歌创中原有的淡泊也因此占据更重的地位。”总之，到了宋诗，以禅入诗把诗歌作推向了一个理趣的新境界。比如与苏轼齐名、以“苏*”名称于当时的*庭坚，曾为*龙派祖心禅师入室弟子，他有一首诗《奉答茂衡惠纸长句》:“罗宾相见无杂语，苦问伪山有无句。春草肥牛脱鼻缰，菰蒲野鸭还飞去。”这首诗可看出*庭坚本人参禅悟境之况。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当时诗人与禅、诗与禅那种水乳相融的情况。
从贯穿唐宋两代的禅诗创作来看，禅对诗的渗透绝非仅仅是一种实践上的影响。禅诗的兴起还直接导致了“以禅喻诗”的新的诗歌理论，以禅喻诗是一种比较概括的说法。袁行霈先生将其分为以禅参诗以禅衡诗、以禅论诗三个方面：以禅参诗是指以参禅之法阅读欣赏诗歌。这种欣赏态度不拘泥于文字本身，而是求言外之意，言外之情、徐瑞有《论诗》:“大雅久寂寥、落落为谁语。我欲友古人，参到无言处。”写诗与参禅是一致的，需到无言处。李之仪在《与李去言书》中亦言“说禅做诗本无差别”以参禅之方式欣赏诗歌。寻找诗外无尽之情致促进了诗歌的发展。以禅衡诗则是用禅家中不同的派别来比况诗歌，借以评品诗歌的高低。
以禅衡诗其代表人物，当推严羽。他在(沧浪诗话》中《诗辨》这一部分闸释了他的诗歌理论。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，严羽自己就曾言：“仆之《诗辨》乃断千百年公案，诚惊世俗绝之谈，至当归一之论。”严羽把诗划分为汉魏晋盛唐、大历以还、晚唐三等，以此比附禅家大乘、小乘、声闻辟支果三等(声闻、辟支果是属于小乘的，清冯班《钝吟杂录》已指出这个错误)。严羽认为：“禅家诸流，乘有大小，宗有南北，道有邪正。学者须从最上乘，具正法眼，悟第一义。若小乘禅，声闻辟支果，皆非正也。
论诗如论禅：汉魏晋盛唐诗，则第一义也。大历以还之诗，则小乘禅也，已落第二义矣，晚唐之诗，则声闻辟支果也。”以禅衡诗，严羽自认为指出了诗歌的高下之分，因而他又言：“入门须正、立志须高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，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”这种看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。以禅论诗乃以禅家的说法来论述作诗之法，这是以禅喻诗中提到最多的一部分。以禅论诗大都是借用禅家的妙谛之说来论述如何作诗的。
严羽的以禅论诗就是一种妙悟说：“大抵禅道惟在妙悟，诗道示在妙悟，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甚远，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，一味妙悟而已，惟悟乃为当行、乃为本色。”妙悟说在于一种羚羊挂角、无迹可寻的兴趣，一种透彻玲珑、淡泊之妙处，妙悟首要，学力居其次。
吴可《学诗诗》三首，揭示学诗与学禅的关系：
(一)学诗浑似学参禅，竹榻蒲团不计年。直待自家都了得，等闲拈出便超然。
(二)学诗浑似学参禅，头上安头不足传。跳出少陵窠臼外，丈夫志气本冲天。
(三)学诗浑似学参禅，自古园成有几联。春草池塘一句子，惊天动地至今传。
这三首诗乃是指诗歌创作中，应似参禅，合北宋所说的“渐修”亦合南宗所说的“顿悟”。前一首认为，只有在一定的修养过程后，诗歌创作才会顿悟。才会“等闲超出便超然”。其第二首、第三首指出诗人自觉的参悟，不落窠臼等观点，与此相应答的龚相亦作三首《学诗诗》以和韵，提出“悟了方知岁是年”,又云“点铁成金犹是妄，高山流水自超然”,这种强调了悟的作用，在诗歌理论上是一大启发。以禅喻诗在理论上当以严羽的妙悟说最为完整、贡献最大、清代王士祯作《带经堂诗话》秉承该理论，提出神韵说，成为诗家三昧中一种重要准则，可见禅对诗的渗透从其始一直绵延，对中国古代诗歌从创作到理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