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仁宗皇佑二年（公元年），有一个江西人在浙江当官，任满回乡的途中路过杭州，写下了一首以“登高”为主题的七言诗。
在这首诗中，这位29岁的官员踌躇满志、万丈豪情。用诗歌讲述了一个人生哲学，并体现出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。
三十四年后，宋神宗元丰七年（公元年），有一个四川人，也跑到江西去，也写了一首以“登高”为主题的诗歌。
这首诗用一个中年人的智慧，同样讲述了一段人生哲学。既像是在对前者的致敬，又像是在发表自己的感悟，意味深长。
这两个人，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。他们曾经是政敌，老来相逢一笑泯恩仇。前者叫王安石，后者叫苏轼。
一、王安石的《登飞来峰》
《登飞来峰》——北宋·王安石
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
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北宋景祐四年（公元年），也就是苏轼出生的那一年，16岁的王安石，跟着他的父亲进了京城，并结识了他后来的好友曾巩。
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，推荐给了自己的老师欧阳修，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文章大加赞赏。大概又过了五年，王安石考中了进士，于庆历二年（公元年）被调到淮南当节度判官。
王安石任满以后进京述职，欧阳修和当时很多文人都很看好他，准备推荐他留京任职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王安石却以家中有母亲要奉养，拒绝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皇帝又把王安石调到浙江鄞县去当地方官，就是七品的知县。一晃又是四年过去，王安石任期满，返乡途中路过杭州，写了一首诗，就是前文提到的《登飞来峰》。
我们看这首诗时会发现，那时才29岁的王安石，其实是野心勃勃的。他在地方上当官，政声颇好。京城中又有欧阳修等人做“后台”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前途是一片光明。
于是他借着这首七言诗，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。他说，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去奋斗。只有站到最高的地方去，才不会被浮云遮挡住视野。
因为这首诗，后来就一直有人攻击王安石虚伪。他们说，你既然这么想当官，这么想往上面爬，当初为什么要拒绝欧阳修好意呢？
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首诗，显然是出现了偏差。不惧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这里的“高处”，也不见得就是指官阶的高低。
毕竟读书读到一个境界后，智识变得高明了，也等于到达了“最高层”。有了高明的见解，同样可以无惧低端知识中的“浮云”。
王安石这首诗写得非常浅，其中的道理也不深奥。我们从诗的第二句“闻说”二字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既没有登上“飞来山”，又没有攀上“千寻塔”。
他只是在借题发挥，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哲学的一种看法。换句话说，王安石只想告诉读者：一个人无论是当官、做学问还是干别的事，总会遇到很多让你困惑的事。
可是，只要你一直努力向上攀登，直到你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，那些困惑自然就会被解开。
二、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
《题西林壁》——北宋·苏轼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苏轼这首诗写于元丰七年（公元年），当时宋神宗皇帝，第四次想要起复苏轼，可是一直遭到“新党”的反对。于是宋神宗只得动用特权，将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，担任团练副使。
苏轼来到江西庐山时，他还不太愿意写诗。因为李白、张九龄这些人，都曾经写过庐山，而且写得非常好。面对这些前辈的名篇，苏轼显得有些“胆怯”。
但是，一路上见到的景物、人和事，让苏轼心情愈发开怀。后来，他先写了几首诗练笔，等游览到西林寺时，终于写出了著名的《题西林壁》。
王安石的《登飞来峰》写于29岁时，而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则是他47岁时的作品。当时的苏轼，已经算得上是一个老年人了。
苏轼把自己在庐山见到的奇景，与自己四十几年来的人生感悟相结合，写出了这一首诗。他的诗和王安石的诗相比，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讲人生哲理，不过在深度上却大不相同。
苏轼写诗，是认真观察过的，并且亲自用脚丈量过庐山才写的。而王安石从来没有登上过“千寻塔”，他只是在“借题发挥”。
因此，有的人一门心思地跑去研究杭州的“飞来峰”到底在哪里？“千寻塔”又在哪里？这就纯属是在搞笑了。因为这种研究，和王安石诗的本身意境无关联了。
王安石的诗中包含的道理很浅，看起来很像是唐朝王之涣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翻版。不过他着重强调了“浮云”，这证明了他在这29年的生涯中，还是遇到了不少困惑。
王安石的仕路，在那之前一直都是很顺利的，因此让他困惑的，不应该是有些人说的那种“小人”或者“奸党”，而是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。
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中包含了相对深奥的哲学，也许还和王安石有一定的关联。“乌台诗案”的时候，朝中当权派都想苏轼死，但是王安石却站出来为他说情。
后来，苏轼和王安石两人之间的恩怨，也因此而化解了。经过了这种打击，再加上年龄的增长，苏轼对于人和事的看法，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。
有些东西，他从前觉得非黑即白，后来觉得并非如此。比如说，最初的时候，苏轼对王安石新法的看法，就是想“一竿子打死”。
刚开始苏轼是坚决不要命也要抵制的，甚至他还曾经两次上书给皇帝，严厉地批评王安石新法，并且还写了很多诗去讽刺王安石。
可是，后来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在“元佑党人”上台打击新党的时候，苏轼又站出来反对。他认为新政自有其好处，不能够“一竿子打死”。
那么，苏轼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？这就是因为他学会了像看庐山一样，站在不同的位置，或者跳出原来的地方，再去看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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