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诗重情，宋诗重理，自古便有公论，唐人天真浪漫，生活中处处皆是景，由景生情，抒发性情，自然而由美。宋人当然也浪漫，但却少了几分唐人的天真，多了几分理性，主要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，让两朝诗文也产生了根本上的不同。
比之于唐，宋人以哲理入诗，在对人生和世界的探索上，则更胜一筹，苏轼和王安石，他们的身份不只是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同时也都是哲学家，所以他们的诗中，往往都富有很强的哲理。
苏轼
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东坡先生这首诗写庐山，是千古名篇，恰巧唐朝也有个诗人写过庐山，也是千古名篇，那人叫李白。
李白和苏轼，代表着唐宋诗的巅峰，又刚好都写过庐山，把两首诗对比起来读就非常有趣，李白狂放而浪漫，全篇都是眼前所见，恣意挥洒。而苏轼这首《题西林壁》，让人读完总会陷入深思。
前两句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虽是写眼前所见实景，但却写出了庐山高低起伏的不同形态，作者所处于不同的位置，看到的庐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末两句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从景中抽身出来，谈谈游山体会，这是典型的即景说理，苏轼在远近高低不同的地方看过庐山之景后，深刻地认识到，自己看到的每一处景，都是实景，但眼前之实景，实际上是被庐山的峰峦所局限，只能看到一峰一岭，而不能窥其全豹。
这就好比人生在世，哪怕你是皇帝，是整个帝国的掌控者，但你所知的天下事，又何尝不是被朝中的重峦叠嶂局限住了。世间的人们，处于不同的身份地位，扮演者不一样的社会角色，看待问题的出发点自然不同，那么看到的结果也必然不同，要摆脱眼前的蒙蔽，才能看清全局，可这又谈何容易，就如同你不可能飞到天上去俯瞰庐山一样。
王安石
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王安石是一个改革家，也是个实干家，作诗和做事一样干净利落，起笔就说理，同样是借景说理。
前两句写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”，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，约8尺为寻，诗中说千寻，可见此塔有多高，实际上是写自己的立足点之高。站在这千寻之塔上，他看见了旭日东升的辉煌，此时的王安石初涉仕途，还很年轻，岂不正如初升的朝阳，蓬勃大气，充满信心。
后两句说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浮云二字用典，西汉人喜欢把奸佞小人比作浮云，只有站得高，才能看得远，年轻的王安石站在最高层，自然能拨云见日。这两句诗作为名句，其精巧结构也让人拍案，换做普通人恐怕就要写成：只因身在最高层，不畏浮云遮望眼。
苏轼和王安石
这两首诗，都是难得的说理佳作，苏轼更侧重于思考眼前所见，找出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的原因，王安石更有气势，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理想和抱负。
多年以后，王安石变法，在变法过程中，苏轼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对王安石新法中大多不合时宜的部分给予否定，而当王安石真正站在最高位的时候，过于激进的改革措施，终究还是让他被浮云遮住了双眼。
这对本该联手成就彼此的旷世奇才，也因此成为死对头，让人扼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