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沫若登泰山之前觉得泰山并不高，五岳中排第三位,更不用说和珠穆朗玛峰相比了。只因为“古时天下不大”,所以孔子才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感叹。至于杜甫《望岳》诗中的“齐鲁青未了”、“一览众山小”等诗句,他亦觉得杜甫并未登上过泰山,这不过是对泰山的“盲目崇拜”罢了。所以他在泰山脚下游览时,写了这样一首诗:秦刻殊非古,泰山亦不高。只因天下小,致使仲尼骄。工部尤堪笑,浮夸徒自豪。何尝青未了?但见赤无毛。
待到他登山之后,便完全改变了对泰山的看法。“泰山在山下看时不高,树木也显得很少,但到登山之时的确很费力,攀援之阶有七千级,靠近南天门一带相当陡,不少朝山老妪真是在那儿爬。山上也多古木,尤其像柏洞一带,千年古柏骈列路旁,枝丫相接触如‘满’然。因此我也有这样的诗句:山底培娄视,登临自不同’了。”
郭老登泰山的故事,使我们联想到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登庐山的体验。有一次苏轼登庐山,在西林寺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著名的小诗: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苏轼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是因为“身在此山中”;郭老“不识泰山真面目”,是因为“身在此山外”。
这两位古今著名文学家观山的体验竟是如此不同!但是,我们能说他们—个正确,另一个不正确吗?不能,他们只是观察事物的出发点不同而已。道理很清楚,只远远地站在山外而不去亲自登览,就无法具体而微地了解山的面貌。明明是满山苍松翠柏,却误认为“无毛”秃岭;明明是雄伟无比,冠盖五岳,却误认为“培娄”小丘。相反,如果身在山中,只是看到层层迭迭的峰峦,密密匝匝的林木,而不能高屋建瓴地综观全体,是同样不能了解其“真面目”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