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里寻故地
作者
周思明
接到外省一个学术研讨会邀请，网上百度交通路线。这一百度不打紧，竟百度出了一个“重大发现”——会议地点聊城离邯郸很近，仅公里多点！邯郸可谓我人生的第二个驿站或故乡，从年到年，我在那儿度过了12个年头。这12年间，天灾人祸造成的饥馑，*治运动的频仍纷乱，干部下放的洪流裹挟……给我造成的印象太深太深，用“刻骨铭心”形容，一点不过分！我决定趁着去聊城的机会，重返故地，运气好的话，兴许还能遇到些老同学、老前辈哪。想到这，心情就有点激动，就去深圳北站买了提前3天到聊城的火车卧铺票，打算到聊城后再转去邯郸。那天到邯郸已是下午3点多，然后马不停蹄再搭乘去峰峰的公交车，一个钟头的功夫便到了峰峰——那是我曾经生活了12年的所在。找好宾馆、放妥行囊之后，便一路走着一路打听我曾经居住的邯郸水泥厂家属院所在何处。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，邯郸水泥厂家属院离这不远，走几百米，遇见一个红绿灯后往北拐再走几百米，看见鼓山南街路牌后拐进去，直走，再向人打听一下，就能看见你要找的水泥厂家属院了。按照他的指点，我很快来到了鼓山南街，此时天色已然黯淡下来，街上行人却不见少，灯火也很明亮。由于一直在赶路，中午饭也省了，肚子早就在叽里咕噜地“提意见”了。于是拐进一爿小吃店，里面热气腾腾，人挤得水泄不通。我要了两个肉包，一碗面筋粥，唏哩呼噜地连吃带嚼，顿觉浑身上下热烘烘的，很是舒服，整个人像游子归乡，一种久违的感动打心底油然涌起。吃饱喝足，继续赶路。古诗有云：“近乡情更怯。”没错，当时的我，就是这感觉。很快就到了目的地，站在邯郸水泥厂家属院大门跟前，真有一种恍兮惚兮梦幻般的穿越感觉。昔日的工人村大院，如今已被扩容为南北两院，更具体点说，是在原先一大院基础上，又增加一大院。夜幕下，我问一擦身而过的中年妇女，哪个院是老院子，她告诉我，南院。走进南院，院里的楼房全然没有了印象中的老样子，尽皆一片簇新的高层建筑，陌生，但不冷峻。我就在想，保不齐哪一家的灯火之下，就晃动着我曾经熟悉的身影呢。正值初冬，这里的气候已经很冷，院里庶几不见人影，只我一个人孤*野*似的在院子里游走，走到一堵砖砌围墙下，透过那墙眼，我望见了梦中老在念叨的那条大河，那条我十几岁时常常下去捕鱼捉蟹、游水嬉闹的滏阳河。只可惜，当时天色已晚，看不清大河的庐山真面。时辰不早了，只好往回走。走到大院门口时，见一老人独自坐在一栋楼前发呆，就上前去搭话，并告知他，我是专程从广东深圳到这探访第二故乡的，很想见到一些老同学、老前辈。我还跟他说出了我父母的名字。老人一听，热情地给我搬来一把小凳子，招呼我坐下慢慢聊。他说，他认识我母亲，知道我母亲当时是在厂人事科上班的；慢慢地，他也回忆起我的父亲，知道他是厂里的工程师，常下车间参与机械维修工作。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常见他排队买饭。我向老人打听几个曾经下放到馆陶县农村的几位老干部，他居然能一一道出他们的姓名，然后长叹口气说，这些老人差不多都走了——偶然活着的，也都90岁以上风烛残年了，比如老钱，听说调到北京去了，也不知现在还活着没有。他们的小孩，有的还在厂里，比如老谢家的兄弟俩，有的调走了，比如老钱的女儿去了唐山水泥厂。再比如下放干部王同富、杨季兰夫妇的小儿子,在农村秋收季节不慎坠井亡故，他们一家也被厂里照顾回了北京……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像过电影似的，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有了一种难言的感慨。跟老人聊了约莫半个小时后，我便告辞。虽然没能见到老同学、老前辈，但好歹也算是与“工人村”重逢了，知道老同学、老前辈们的下落，也多少满足了我的怀旧心理期待。我想，如果还有机会，我可能还会再到此地走走，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访，那就一定会不虚此行的。走在灯火辉煌的马路上，不觉来到横亘于滏阳河之上的大桥上。犹记48年前，这座桥的前身，还只是个没有栅栏、用青石板铺成的简易桥。人走在上面，难免战战兢兢，稍不留意被机动车挤到边缘，很可能就被“淘汰”到了桥下洗一回冷水澡。走到桥的彼岸，医院的大楼。医院我不陌生，它有一段历史了，记得小时候有一次，我背上长了一个疔疮，长久不消，母亲见状，很是焦急，就专门请假带着我从家属院后门抄近道，去医院治疗。说是抄近道，其实也得走上好长一段路。那时交通条件差，没有公交车，也没有出租车，更没有现在已然普及的私家车，只能靠两条腿。犹记母亲领着我，边走边说话儿，说了些什么，已不记得。但那温馨的母爱，让我至今不忘。这样的记忆，也只能是一个记忆，长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想起往事，念及母亲，不免有些并不如烟的怅然。凭栏伫立于滏阳河大桥的桥头，耳畔鸣响着河水的哗哗流淌声，那句著名的古语言犹在耳：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沿街再往前走，就望见了我曾经就读的峰峰一中教学大楼。这所中学一直是邯郸市的宝塔中学（重点学校），早已更名为邯郸第十三中学。来到校门口，跟门卫讲明来意，不料对方死活不让进，尽管我近乎乞求了，还是无济于事。正纠结着，又走来一位老者，老者听我报了一位老教师的姓名以后，便说，你说的朱老师早调回北京了，王老师去了保定，医院家属区住着，学校没有你要找的人；再说了，现在社会治安不太好，报上也登了，出过一些伤害学生的案子，学校有制度，一律不准放任外人进校，夜间就更不可能让你进来，请你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既然老先生把话讲到这个份儿上，我也就只好望“门”兴叹。也许，人生就是如此，总是要给人留下点遗憾；换言之，没有遗憾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吧？日程给我在峰峰逗留的时间很短，只能在峰峰过上一夜。翌日早餐后，我便登上去馆陶一长途大巴。我为何要去馆陶？这里需要说明一下。70年代初，我随父母一起下放，去到河北馆陶一个叫匣庄的村子，那是一个紧挨山东的乡下村庄。父母作为下放干部，说好听点，是去劳动锻炼，说直白了，就是劳动改造。我那时只是个青涩少年，还得继续读书。上学，当然只能就近，于是插班进入了一个叫做柴庄的公社中学。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满是阴霾。从热闹的燕赵古城，猛不丁来到这么一萧疏荒凉的乡下，郁闷加无聊，像铅块一样重重地压在懵懂少年如我的心头——有啥办法呢？随遇而安好了。然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，自己的情在变，变得有了点亮色。何故？辄因馆陶的氛围与峰峰城里不同。不同者何？彼时的城里，以当时我的身份，看到的庶几白眼，听到的也差不多全是冷言，哪有半点做人的尊严？但是在馆陶，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与城里人迥异，老乡们对我的父母很是尊重，管父亲叫“周工”或“老周”，管母亲叫“欧会计”或“老欧”。父亲是机械工程师，队里但凡出现农机故障，定会被紧急请到现场主持“急诊”。父亲专业技术娴熟，往往手到病除，让老乡们感激得不行。母亲体质不太好，生产队挺照顾，不让下地干重体力，分配她养猪。猪圈离我家不远，出门十几步远便是，伺弄起来很方便。母亲很尽职，每天乐此不疲地用红薯和薯秧外加麦糠麸皮，给猪猡们煮热饭食。在母亲的精心饲弄下，猪猡们一天一个样儿，质量和数量与时俱进，由僵猪而肥猪，由几只而十几只、几十只，“队伍”迅速壮大。除了喂猪，有时队里也分配母亲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。有一次，队长张文斗吩咐母亲守在摘棉花的女社员们收工回家的必经路口，负责检查她们是否往衣服里藏了棉花。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儿。但没办法，既然队长吩咐下来，只能履职。母亲和别的下放女干部一道，挨个检查女社员的身体。但就连我这个孩子都看得出来，母亲在检查的时候，并没有那么严格，只是象征性地偶尔从一些塞得太明显的本村女人们的裤裆、上衣里拈出一些棉花来，以便交差。难忘40多年前在柴庄中学上学的日子。虽说那是所公社中学，校舍条件却是差得可以——教室是干打垒土坯墙，桌椅是同学们自带，各式各样，五花八门，参差不齐，东倒西歪。但印象中同学们学习都很给力，各科都不乏出类拔萃者。我的语文成绩出色，尤其作文，时不时地，语文老师会选出做范文在班上展读。每每此刻，都让我自豪不已。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冯守亮老师堪称优秀，人也非常好，至今令我印象深刻。冯老师那时约莫20出头年纪，中等个头，戴一副眼镜，浓眉大眼，面色红润，仪表堂堂。冯老师可谓博学多才，语文、数学、书法、篮球......性格也很开朗，特别平易近人。学生们明里暗里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用现在话说，校园内外，“凉（亮）粉”颇多。冯老师口才很好，讲起课来，眉飞色舞，纵横捭阖，尤其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。记得一次讲《沙家浜》节选“*民鱼水情”，他给班上几位下放干部子女安排了不同角色，有的演郭建光，有的演卫生员，还有的演沙四龙、战士小王。冯老师从不在学生面前端架子。课余，爱带着我们这帮学生兼球友，从校内打到校外，从这村打到那村，端的是好不快活！冯老师对学生非常好。我从未看见过他当面训斥哪个同学，哪怕你再调皮捣蛋，他顶多是沉下脸来注视你一会，直到看得你不好意思了，低下头来，这就算是最严厉的了。冯老师爱好很多，除了打球、书法，也爱下棋。好几次，当我的同在柴庄上小学的弟弟放学来中学找我一块回家时，冯老师看见了，就把他喊到他的办公室，两个人煞有介事地下起象棋来。这件事，我原本不知道，是班上的“数学王子”冯文元同学告诉我的，说冯老师在和你兄弟下棋哪。要知道，那时我弟才十一二岁，跟冯老师相差二十岁左右呢，可见冯老师是个没有年龄界线的人。有一回，我穿了一双房东大叔送的圆口布鞋上学。班上有农村的同学见了，就嘲笑我，说你这个城里来的洋学生，咋还好意思穿俺乡下人的鞋哩？我口拙，一时竟无语。还有一回，冯老师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上班，快到学校的时候，一眼瞥见了我脚上穿的圆口布鞋，顺嘴说了一句，大意也和此前的农村同学相近。我一听就很不高兴，稀里糊涂地竟忘了起码的“师道尊严”，很不礼貌地回道：“穿布鞋怎么啦？哪像你们……穷讲究！”也许当时我的声音很小，冯老师没听见；也许冯老师听见了，却一点也没有怪罪我的意思，还是那么笑眯眯的……时光荏苒，日月穿梭。不知不觉间，近两年的时间飘逝而去。林彪事件那年，接到单位通知，我们全家张罗着准备返城。说实在，在馆陶这两年里，我总盼着返城；一旦要离开馆陶农村，反而有些依依不舍了。房东大叔一家人知道我们要走，都来帮忙我们捆绑行李家具，父母把家里养的几只母鸡送给了房东。房东老奶奶用衣袖擦着潮湿的眼睛喃喃道，唉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有空儿可得再回来看看啊！房东二叔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：“明年冬季俺要去邯郸拉煤，到时去家里看周工。”父亲连声回道：“好的，一言为定，一定要来呵。”回到邯郸，正值”文革”后期。住校期间，闲暇时候，不知咋了，有一阵非常想念冯老师，就在宿舍床板上铺开纸张给老师写信，抒发对老师的思念之情，还流露出以后想要搞文学写作的朦胧愿望。没想到信寄走没多久，冯老师很快就写来回信，厚厚的几页纸，沉甸甸的，先是问候我的学习生活，然后就围绕者写作的话题，洋洋洒洒地展开来说，从小说到散文，从诗歌到戏剧；各种体裁，不同写法，一五一十，讲得格外细腻、透彻。读着冯老师的信，如寒冷的冬天里捧着一盆炭火，一股暖流瞬间通遍全身，眼眶也很快涌满了泪水……光有荏苒，白驹过隙。一晃，46年过去了，弹指一挥间。但在我的心里，对于馆陶、对于那里的人和事，何曾忘记过！我一直在想，找个机会，一定要回去看看，看看馆陶的老同学、以及班主任冯老师。现在，机会来了，就应该牢牢抓住。中午时分，到达馆陶县城。为了行动方便，我索性在汽车站对面的永兴旅社登记住下。简单用过午餐之后，打听到不远处就有去匣庄方向的公交车。人数凑齐后，汽车便启动向匣庄村驶去。司机是个年轻女士，戴副眼镜，一副斯文的样子。她告诉我，汽车不能直达匣庄，只能把我放到神农大道路口，下车还要走一段路。我说走路没关系，早习惯了。个把小时以后，汽车寡然停住，司机说到了，如果你回来需要车，可以在此等候，打我手机即可，说完把她的手机号告诉我。走在神农大道上，只见路尽头还有一段长长的路。正好迎面驶来一辆小汽车，我招手问道：小伙子，载人吗？”驾车的小伙子反问：“你去哪？”“去匣庄”“上来吧，我送你去。”我问他车费多少？他说，你给个五六块吧。其实路程没多远，顶多分把钟的工夫，就到了村东头。给钱的时候，小伙子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说你想给就给。言下之意，如果我要不想给就可以不给。钱还是要给的，说好了的，岂能食言？我说。与40多年前相比，匣庄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。那时的匣庄，全是土坯房，如今已经让砖瓦房取而代之。但是，基本的格局没有变，村里也见不到什么人，尽管是在白天。从村东走到村西，我只见到几个男人。我跟其中的一人打招呼，他问我找谁？我说我不找谁，只是来看看。我说我40多年前在你们村住过一年时间，是随父母下放到本村的。哦？他觉得这事有点意思，就顺此话茬又问，那你应该认识俺村里的人啦？我就顺嘴说了几个人的名字。他说马进喜、冯文元已经走了。我一愣：走了？他们年龄可都不大啊。他说是嘞，马进喜是在田间浇地时不小心触电死的，冯文元是在家里中煤气死的。说着，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个院落，道：“那就是马进喜的家，他的老婆孩子还在。”我本想过去看看，但转念一想，如果跟马同学的家人提起往事，肯定会引起她的伤感，还是不要再撕开人家的伤口了吧。从村西走回村东，看看天色不早，本想早点回到神农大道路口等车回县城去，路过大队部时，*使神差似的，人就拐进了大队部院子，敲门进去，屋里生着炉子，暖烘烘的，围桌坐着三个中年男子，穿着不讲究，甚至可说土气。其中一位问我：你找谁？”我仍说我不找谁，只是想来看看，其他的话跟在村西头说过的一样。听我这么说，这个人的脸上便有了笑容，肌肉也随之松弛下来。他问我，还认识村里的什么人吗？我随口说了几个老同学的名字。他大叫一声道：阎子贵就是我亲二叔呀！冯文富、张朝宾、吴金生也都在村里——你等会，我这就打电话叫他们过来。都四十多年没见面了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说完，就拨通了几个老同学的手机。不大一会，几个老同学都先后到了大队部办公室。冯文富、吴金生模样没变多少，只是都有了老态，张朝宾个子明显长高了，当初与他同学时，他的个子在班上是最矮的，也就一米五的样子。冯文富说，做梦也想不到啊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老周还惦记着我们，还能到我们村来看我们。我说，忘不了啊。话匣子一打开，大家鸡一嘴鸭一嘴地说个没完，七扯八拉就扯出了许多彼此熟悉的人和事。那位最先和我搭话的男子说，我来给我二叔打个电话，看他能不能也赶回来。不过，他有任务在身，每天都要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，他常年住在馆陶县城里。阎子贵在手机彼端传话说，他不能回村里来，但他会在馆陶车站去找我，要我一定要和他见个面。我抓过他侄子的手机说，没问题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在一旁的冯文富说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找个地方坐下来再聊吧。于是，由阎子贵侄子开车，我们几个老同学来到柴庄一家餐馆，点了六大盘菜，有心的吴金生带上两瓶白酒，坐下来，斟上酒，菜也陆续上了桌，大家又是一阵神聊。我发现，我的这些留守农村的老同学，个个能烟善酒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们当时学习态度都很认真，成绩也都不错，尤其是过世的同学冯文元，那可是一等一的数学天才，任什么难题到了他的手上，保证手到擒拿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们都没能“冲出农村，走向城市”。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，冯文富道出了实情：“我们这里不比城里，机会很少，高中毕业就结婚，一结婚就生孩子，而且一生就是好几个。”张朝宾接着他的话茬道：“有了老婆孩子，就有了沉重的家庭负担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再加上一天到晚下地干活，那还有时间再摸书本？学业早就撂荒了。”我问他们：“你们主要靠什么取得经济收入？”冯文富道：“还不是靠土地！我有几十亩地要种，还放着几只羊，村里每月有百来块老年补助金，养活自己不成问题。”张朝宾说：“老周，你看俺村是不是变化挺大？”我说，是挺大的，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。”他就很自豪地说：“就是嘛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都很知足——我们的孩子们虽然没有你们城市人那么有大出息，可以出国留学，或者在大城市上班，但他们也都在邯郸或者馆陶做事，有的开公司，有的有门店，有的跑运输；文富家的小孩个个买了汽车，三辆呢，每个儿子一辆；我和老吴也都有车，只是我们都不开车，上了年纪，眼睛不中用，开不了车。”从老同学的口中，我感觉，他们的内心，很明显地存有一种小富即安、小变即止的小农经济意识。我问：“你们都有文化、有知识，咋不搞点创业，比如办个企业，多赚点钱？”听我这么说，三个老同学都相视无言。稍停，冯文富突然转移话题道：“思明，你认识的人当中，谁当的官最大？”我一愣，不知他这么问是何意思？但也只能如实相告，说有个研究生同学，已经官拜正厅，现任广东某市委书记，但已多年没有联系，因为所忙事务不同，所想事情不同，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也。冯文富听我这么说，遂把话题又一转，道：“思明，今天就别走了，留下来再多玩几天，我们这里有地方住。”我说返程票都买好了，不走不行啊。再说了，阎子贵还在馆陶等着我哩，我们约好今晚必须见面的。说完，我就走出餐厅，要去买单。不成想，餐馆服务小妹说，单已经买了。我问谁买的？她走出厨房，来到我们吃饭的房间，指着冯文富说，他买的。我就嗔怪道：文富你为啥要急着买单嘛，这单该我买嘛。冯文富说，哪有你到我们这里还让你买单的道理——以后我们到深圳去玩，你不买单都不行。我笑说，那是当然。回到馆陶县城旅社，阎子贵果然如约来到旅社，将近40年过去，老阎的模样变化不大，比当学生那会脸显得宽了、胖了点，才只65岁的他，一只耳朵还戴上了助听器。他手里还提着两袋礼品。我说，老同学，何必客气。东西就免了吧。老阎说，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馆陶的酱菜和小挂面，拿回去尝尝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老阎既如此说，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老阎在我的印象中，是个知书达理、待人真诚的人。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，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“创业史”来。老阎告诉我，高中毕业后，他从村团支部书记、*支部书记做到公社*委书记，要不是迫于两边父母的压力，生了二女一男四个小孩犯下超生错误，很有可能做到县一级干部。老阎还告诉我，当年咱们班50多名同学就走了20多个，还有两三个瘫痪或痴呆。当年我们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冯守亮身体还好，但他的妻子却也瘫痪几十年了，都是冯老师在照顾。现在冯老师一年时间里一半住在馆陶自己家，一般住在北京亲戚家。言谈话语之间，我能感受到老阎是个很有抱负或者说很有入世情结的人。我说，老同学啊，你的辉煌已经属于过去啦，现在你我都一把年纪的人啦，就不要再留恋那些身外之物啦，最要紧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，健康快乐就好。老阎听我这么说，还有点心有不甘，或者不以为然，还是继续絮叨，说老周你刚到我们村里看过，除了房子有改变，其它可以说已经落后了50年——我当匣庄书记那会儿，村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比现在红火多了。这不是我老阎自夸，这话可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讲的。既然老阎如此执着，我也只好顺着他的意思点头夸赞，毕恭毕敬地听他滔滔不绝继续讲述他的昨日辉煌。人老了以后，我也学会顺势而为了，当然，必须是在不违反自己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上。千里寻故地，旧貌未必皆新颜，想见的故旧老友，有的见到了，有的没见到，有的永远也不可能见到了。聊城之行，邯郸、峰峰、馆陶、匣庄，匆匆去来，来去匆匆，给我的最大感受，乃是岁月无情，生命有限、世事难料、情义无价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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